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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档案理事会主席马丁•博伦斯就职演说

时间:2011-01-28 22:04来源:中国档案报 作者:李文栋 译 点击:
今年年初,国际档案理事会进行民主选举理事会主席和市场营销部门副主管。4月12日,两名独立监票人对选举结果进行审查,清点所有选票后,选举办公室的人员Henri Zuber宣布,马丁•博伦斯当选新一届国际档案理事会主席,武氏明香当选为国际档案理事会分管

 

女士们、先生们、尊敬的同行们:

  这是我出任国际档案理事会主席的第一次公开发言。想到那些卓越杰出的前辈们,曾为国际档案理事会的成长和成功做出过那么多的突出贡献,我感到非常激动,并以此激励着我引领国际档案理事会开辟新的纪元。
   此次竞选是第一次进行国际档案理事会主席的选举,选举是在一种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这显示出国际档案理事会作为一个开放、民主的组织,越来越成熟。我非常感谢另一位候选人G•多米尼先生(南非国家档案馆馆长),他欣然接受了选举的结果,并继续保持热忱,在国际档案理事会的相关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
  我非常幸运,身边的副主席非常得力,他们很有能力并且十分敬业。我想对武氏明香担任分管市场营销和推广的副主席表示祝贺,同时欢迎A•凯拉霍斯接替我担任分管财务部门的副主席,对负责项目的副主席L•贝拉多一贯的努力表示感谢。
  在我们的组织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刻,前国际档案圆桌会议执行局成员、埃塞俄比亚的A•阿斯哥多勇于担负起了主持监察委员会的职责。同时,我们还要祝贺其他新当选的圆桌会议执行局成员、监察委员会委员,并感谢新当选的和其他继续任职至2012年的项目委员会委员。
  我并不是第一个担任国际档案理事会主席的荷兰人。我的许多同胞也在国际档案理事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埃瑞克•卡特拉(Eric Ketelaar),他是20世纪90年代末国际档案理事会的第一名副主席,他现在仍是国际档案理事会的荣誉主席。我不知道为什么荷兰总在国际档案界那么活跃,但或许一位政治家约瑟夫•朗斯(Joseph Luns)(他的档案至今保存在荷兰国家档案馆中)对这个问题给出了最佳答案:“因为荷兰国土面积很小,因此遗留了大量的对外事务。”
  我记忆中最重要的前任当然是德克•格拉斯文克(Dirk Graswinckel),他于1953年当选为第二任国际档案理事会主席,也是国际档案理事会的创始人之一。在二战后,他立即深刻认识到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在他担任国际档案理事会主席的第一次讲话中,他说:“一名档案工作者应是首先想到未来的人。”这也是我们今天在此聚首的原因。

   国际档案理事会的历史和国际档案合作

  60多年前,国际档案理事会最初只是各国国家档案馆馆长相互联系的网络(或一个圆桌),现在国际档案理事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专业人员、专业机构和公共及私人档案机构的巨大网络;一个既包括拥有成百上千名员工的大型档案机构,又包括私人企业的网络;其成员包括拥有最先进技术的国家,也有连基础设施都匮乏的国家。今天,国际档案理事会拥有来自195个不同国家的1500名成员。
  这点必然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但我们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世界已发生变化,档案馆依然面临许多挑战:技术变革不断加快、海量电子数据的产生、社会媒体对社会的影响,决策者和广大公众对档案馆不断增长的需求等等。这些都敦促我们改变传统的“由内及外”的方法,取而代之的是采取“从外而内”的工作方法。首先,所有的档案馆和档案工作者必须成为今天信息社会的一部分。国际档案圆桌会议的许多报告人都在这两天清楚地指出,我们的目标或许与100年前的目标相同,但我们的工作方法必须进行重大的变革。正如新的加拿大国家档案馆和图书馆馆长所言,“我们需要不断重新思考什么构成了数字信息,以及我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与责任。”在倾听了来自加拿大、中国、日本、俄罗斯、美国和英国同行的报告后,我的结论是,我们工作中最具挑战的是我们档案机构内部对文化转变的需求。正如泰瑞•库克昨天所讲,“我们如何在这样一个平行网络比垂直结构更重要的社会中作为呢?”首先国际档案理事会必须成为对档案专业重新评估和改革的平台,从而帮助大家了解“从外而内”的方法。
  国际档案理事会已完成了很多组织和结构的改革,这一过程源自我杰出的前任I•威尔逊坚定的决心。现在正是国际档案理事会应在内部改革上花费少些时间,放眼外部发展的良好时机。除了内部的改革外,我们需要集中应对社会的变化,着眼于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联盟和工作联系。
  我们如何应对时代中的重大挑战呢?我们需要和什么机构结成合作伙伴关系?我们最独特的卖点是什么?我们期望从潜在的合作伙伴身上获取什么?越来越多的人跻身国际舞台,希望人们听到他们的声音,如果国际档案理事会希望自己的声音在国际舞台上足够大、足够清晰,我们需要对以上所有问题给予令人信服的答案。
  在过去的60年中,国际档案理事会跨越了政治和宗教分歧,在推动专业合作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随着国际档案理事会日渐成熟,其会员范围亦从原来的以欧洲为中心扩大为包含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国际档案理事会越来越多地认识到世界对档案的需求,因此国际档案理事会的实质性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力求从整体推进全球档案专业,更充分地履行理事会的职责。这一全球网络必须能够面对我们所处的世界范围“信息民主”时代的各种挑战。
  现在我们即将应对全球范围内“信息民主”时代中的种种挑战。今天,权力越来越多地掌握在那些掌握信息并能有效利用信息的人的手中。信息成为一种和土地、水、油及其他自然资源一样重要的资产。当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文化背景不同,但是档案是无国界的,是全球联网的。我们需要在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下开展工作。
  如果仅在一个国家的层面上应对数字化改革和网络化带来的挑战是不明智的,因为数字化和网络化的发展并不受国界限制。国际档案理事会是唯一可以帮助开发出尊重语言和文化多样性的国际方法的组织。
  作为主席,在两年任期内我可以做些什么?作为国际档案理事会的领导层,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我们应该谦虚而谨慎。
  首先我们必须继续将网络的现代化运用在工作中。国际档案理事会是一个庞大的组织,但有时我们像和在20世纪50年代一样,各国档案馆馆长开圆桌会。我们的会章中也还有那个时代的一些痕迹。我们需要发展我们的组织结构,使其更加灵活,减少官僚作风。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财政结构:减少对大国档案馆的依赖,并在全体代表大会建立起“一份会费一张选票”的制度。我非常高兴,在我上周访问法国时,法国政府的官员重申了他们将继续支持国际档案理事会总部的强烈愿望。
  国际档案理事会将成为一个权力越来越下放的组织:地区分会和专业处是国际档案理事会的核心。在这种权力下放的方式中,我们应使用更多的工作语言,使组织对所有会员都更加有效。
  我承诺继续将英语和法语作为国际档案理事会的工作语言。作为主席,我的讲话将更多使用英语,而不是法语。我保证尽量去掉我的荷兰音。
  然而我们要用世界其他语言提供更多的服务,特别是西班牙语、阿拉伯语、俄语和中文。这一措施还要扩大到其他一些有地区影响性的语言,如欧洲的德语和亚洲的日语。我还想强调的是,这将是一份冗长的名单,因为实际上档案工作通常是以本国语言来开展的,而不是使用后天学习的其他语言。
  上周日执行局已经批准了一项对国际档案圆桌会议进行评估的计划。我们需要每年都召开国际档案圆桌会议吗?我们是否应该制定一个更加开放的议题(包括各地区的会议),以推进我们的项目发展?许多我们现有的会员都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参加尽量多的国际档案理事会的活动,参加地区性的活动也比耐心等待四年一次的全体大会要好。
  在巴黎的秘书处工作很出色,但在我看来他们的工作中可以少一些官僚主义,在帮助建立合作伙伴问题上起到更多战略性作用。让巴黎成为我们组织在世界网络的眼睛和耳朵吧。建立合作伙伴是我们“由外至内”工作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需要在不同层次与其他国际组织培养并加强合作关系,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发展计划委员会、人权委员会、经合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国际档案理事会秘书处则是推动并协调这一工作的最佳部门。
  国际档案理事会在广泛的帮助和支持下,秘书处已经开发了新的网站作为组织的主要沟通工具。网站将不断与时俱进,掌握新技术并使其应用。如果国际档案理事会会员积极、不断地参与网站建设,国际档案理事会成为全球档案界的信息中转中心。在此我希望所有的会员都不断丰富网站内容,从而达到这个目标。地区分会和各专业处也应在推动沟通、加强合作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亲爱的朋友们,我希望政治家们能给予档案工作更多的支持。当我们今天要讨论通过的《档案共同宣言》(简称UDA)推行后,我们不要再向那些已经具有档案意识的群体宣传了,而要将目标转向那些能够将资源分配给档案部门或是对我们参与项目给予支持的决策者们。我们还应更多地宣传国际档案日,将其作为提高公众档案意识的途径。许多市民还没有认识到档案在增强政府透明度和推行行政问责制、保障市民权利和保护社会记忆方面所起到的根本作用,我们必须为改善这个状况作出努力。
  正如阿尔及利亚国家档案馆馆长前天所说:“由于国际档案理事会是一个公正的、具有专业性的世界范围的非政府组织,而非以政治为目的的,所以只有国际档案理事会才能有能力做好这项工作。”
  因此在出现紧急情况或发生冲突后,档案和文件处于危急情况之时,国际档案理事会应成为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银行此类国际组织的重要合作伙伴。在海地发生地震后,我们曾出现在海地;当未来任何地方遇到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时,我们还会出现在那里。我们还要与文件管理者、博物馆、图书馆、信息技术公司一道加入世界信息平台,成为合作伙伴。我们应与相关专业的同行紧密合作,而不应过多考虑专业边界问题。我们还应与私有行业建立联系,大多数私人企业都在独自管理他们的档案,而没有参考国际档案理事会的有关标准和规章。在这方面我们有企业与劳工处,在下一阶段,他们的战略位置将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的组织应大胆地在经合组织框架下对比国际标准对自身进行衡量。该组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各国政府比较政策经验、寻求普遍存在问题的答案、发现好的实践经验并协调国内和国际政策”。如果我们想被列入政治议程,我们必须经受政府的相互检验、多边监督和严格的审核过程。通过这些手段,各个国家的表现受到其他国家(都是以委员会级别进行)的监督。这种方法在其他环境中(如科学政策方面)也有着巨大的效应,而且对发展中国家非常有用。国际档案理事会太平洋地区分会文件管理为良治服务工具箱就是我们为发展中国家开展良政所作贡献的范例。这就是国际档案理事会的力量。
由此获得的结论
  我是否期待国际档案理事会解决所有的问题?不是。
  但是我确信,国际档案理事会能够帮助所有的档案工作者、档案机构的领导者加强他们所在国家、地区、公司、城市和组织内部的地位和独立性。
  我是否期望档案工作者解决信息社会的所有问题?不是。
  但是我仍确信,我们是政治家、信息和文件管理者、记者、研究人员、图书馆员、网络开发者和市民良好合作伙伴。因此,我们必须开拓思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在未来几年中,我们必须开阔视野,更多地向外部世界展示我们自己,共同前进,以从而提升档案工作的地位。让我们牢记德克•格拉斯文克在1953年所说的警示格言:“一名档案工作者应是首先想到未来的人。”
             (李文栋 译)

 

 

马丁•博伦斯,现年47岁,荷兰人。

  个人经历

  档案行业经历:2007年,马丁被委任为荷兰国家档案馆馆长,根据法律要求完成了相关档案培训后,他于2009年5月1日成为国家档案馆员。在参选国际档案理事会主席之前,他在国际档案理事会财务部门临时担任副职。
  演艺运营背景:在乌得勒支大学荷兰法专业毕业后,1984-1986年期间,马丁在大学的董事会办公室任职。他负责为管理和人力资源部门提供咨询。1990年,他转行从事演艺运营工作,在位于鹿特丹市的荷兰剧场公司“RO剧院”负责节日企划工作。
  文化媒体背景:1998年,马丁在位于海牙的荷兰教育文化科技部工作,他曾任文化政策部门负责人、艺术部门负责人、文化和媒体部门副职。
  家庭成员:他的妻子是Petra Blok,他们有3个孩子,分别是16岁的Dim、15岁的Gijs和10岁的Bibi目前他们一家五口居住在荷兰阿姆斯特丹。

  ■ 编者注
  今年年初,国际档案理事会进行民主选举理事会主席和市场营销部门副主管。4月12日,两名独立监票人对选举结果进行审查,清点所有选票后,选举办公室的人员Henri Zuber宣布,马丁•博伦斯当选新一届国际档案理事会主席,武氏明香当选为国际档案理事会分管市场营销的副主席,两人的任期均为2010-2012年。两位候选人将在奥斯陆圆桌会议结束后正式任职。

  原载自《中国档案报》 2010年12月16日 2092期三版
 

(责任编辑:hw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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