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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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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界对于《史迪威文件》十分关注,对此书的首次引进就在英文版初版发行的1948年当年,该书中文译本于当年12月由海光出版社出版,译者骆伯鸿将此书命名为《史迪威日记》。自此以后,《史迪威文件》的几个中译本都沿用《史迪威日记》的书名,现在中文世界对于《史迪威文件》误解为《史迪威日记》肇始于此。
骆伯鸿版《史迪威日记》对原书有较大幅度的删减,原书的照片都未被收录,各个章节也被删去,从而改变了出版品的形态,使其更为接近日记样态;骆伯鸿将史迪威夫人的序言和白修德的前言进行了大幅删减,并删除了史迪威夫人所写的后记,白修德为每一章节下所写的说明也被删减。骆伯鸿对《史迪威文件》书中内容进行了大量删减,包括整日的删除和当天记录中的部分删除,删减面几乎涵盖了整书全部内容。骆伯鸿对《史迪威文件》一书的删减幅度详见以下三表统计:
从上述三表可对骆伯鸿版《史迪威日记》的删减情况可有详细了解。实际上,这版中译文约6万余字中文,和之后1992年出版的完整译本《史迪威日记》的17万余字中文相比,内容仅约为完整译本的1/3。
除了内容上的压缩以外,译者还在几处史迪威对蒋介石的批评日记和评论的翻译中,用“×××”来代替“蒋介石”,例如在1942年6月19日,史迪威问一位中国将军“×××可以开始‘进攻缅甸’否”;1942年7月23日,史迪威在日记里“提到×××,就用了‘花生米’这个绰号”;在1944年下半年,史迪威所写笔记“×××这个人”,从史迪威的视角分析了蒋介石和他的政府;1944年10月3日后未注明日期的字条上,史迪威写道,“×××是一党专政政府的领袖,由盖世太保和党的特务所支持的。他现在已经组织了十万个特务人员”。以上这些内容,在英文原版里都是指名道姓指出蒋介石的,但在此版本译本中却被回避了。
除此之外,骆伯鸿版《史迪威日记》还存在一些明显的翻译错误,试举例如下:
(一)1942年1月21日之后给史迪威夫人的信中,有句子如下:“平琪、珊狄和我三人同去吃海鲜晚餐。”此处的原文是“Pinky[Dorn],Sandy and I had sea food for dinner”,已经在括弧里备注了“Pinky”就是史迪威的副手窦恩,“粉色”是其绰号。
(二)1942年5月26日下午7时,史迪威从新德里给史迪威夫人写的家信:“奥尔·派比(Ole Pappy)从印度打电话给我,报告关于缅甸的情形。”原文是“May 26(7 A.M.),NEW DELHI:LETTER TO MRS.STILWELL Ole Pappy calling from India,and reporting in from Burma.”此处有两处错误,第一处是时间,应该是“上午”七时,而不是“下午”;第二处是对于“Ole Pappy calling from India,and reporting in from Burma.”句子的翻译,更为妥帖的译文应当是,“老伙计从印度给你写信,通知你我已从缅甸来到这里。”
(三)1942年6月4日,史迪威在重庆的记录是:“我没有兴趣告诉他们全部故事,也没有提到任何人名。”英文版原文是“I gave them the full story,pulling no punches,and naming names.”,正确的翻译应当是,“我向他们讲述了全部情况,开门见山,指名道姓。”
(四)1942年6月20日,史迪威记载如次:“宋子文在[华盛顿]来了意外的电报,从蒋夫人转的,一桶肥皂泡都倒在我身上。”英文版原文是“Surprise radio from T.V.Soong[in Washington].Through Madame[Chiang].Emptied a bucket of soft soap all over me.”,这里“Emptied a bucket of soft soap all over me.”是一句英文俚语,应当译成“对我大加恭维”。
(五)1942年11月19日,记载有“我们在打滚”。英文原文是“Were rolling”,正确的翻译应当是“我们在行动了”。
(六)1944年10月19日,史迪威给夫人的家信中有:“当然,我要到华盛顿,我想:乔治也会很快免除我的一切职务。”英文原文是“I have to go to Washington,of course,but I think George will turn me loose promptly”,应为“但我想乔治很快会让我无拘无束地讲话的”,这里将句子译成了完全相反的意思。
除了上述几处较为明显的翻译错误之外,骆伯鸿版《史迪威日记》中还有三处是译者添加的内容,并不出于1948年《史迪威文件》英文原版:
(一)(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二日当“花生米”第一个老婆来到这里,蒋夫人就吵着去香港住了三个月。他们打过架,但是对她并没有什么好处。董显光去调解,说好了这件事情。他们的家庭生活,经常是打打吵吵。这是他几个最亲近的人说的秘密。
(二)(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给史迪威夫人的信:为了某些理由,今天下午我无事可做,因此我想整天的休息,准备在晚上静坐,试图拟就陆、空军的节目。请告诉每一个人,不要邮寄包裹给我——在任何一个时间。没有一件东西收到过的。我相信所有包裹在船开行不久,便被抛下海里,或者香烟给抽掉,食物给吃掉了。这不过把金钱白花罢了。光是写信给我就得了。收信是很快意的事,不过你写给我的数量已超出我应该收到的数量了。
(三)(一九四四年)七月三十日上午九时三十分离开总部,下午三时十五分到加尔各答,晚上七时晚餐。
译者骆伯鸿并未在书中附文说明对原文进行增删的标准和原因,使后人无从知晓其增删之依据。这三处译文的口吻和表达方式,确与史迪威个人记述的风格相吻合,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第三处译文,与2005年公布的史迪威的战时日记进行比较,确为战时日记中的一部分。由于骆伯鸿本人未在书中留下任何笔墨,故难以判断以上三处并不出于《史迪威文件》的译文究竟源自何处,此乃骆伯鸿版《史迪威日记》难解之谜。
骆伯鸿版《史迪威日记》也有胜于以后几个版本之处,仅举例几处为证:
(一)对于“Generalissimo”的翻译,骆伯鸿正确地使用了“委员长”一词,在以后的中译本中,使用的则是“大元帅”这个不很准确的中文翻译。
(二)1942年11月18日史迪威称“蒋夫人”为“白雪公主”,骆伯鸿版《史迪威日记》里注明了“这是蒋夫人的密码名字”,这与《史迪威文件》原文注释的“白雪公主是蒋夫人的电报密码名字”符合,而在1992年出版的中译本中,此处被翻译成了“蒋夫人的绰号”,容易误导读者。
(三)1943年11月开罗会议期间,11月23日中国代表团被问及“约克部队”的事情,史迪威代替他们做了回答,此处骆伯鸿将英文版的“Yoke”翻译为“约克部队”是很妥帖的,因为远征军包括X部队和Y部队两部分,1992年译本中用的是“远征军”一词,则显得含糊了。
在1992年完整中译本《史迪威日记》问世以前,骆伯鸿版《史迪威日记》是大陆学者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以骆伯鸿版《史迪威日记》为基础的研究成果无可厚非,但在近来史料愈加丰富的情况下,骆伯鸿版《史迪威日记》显然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2013年,湖南人民出版社以《史迪威抗战日记——一个美国将军眼中的蒋介石及中国抗战》为名再版了骆伯鸿译本的《史迪威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版本包含有一些史迪威照片和缅甸公路等,并附有简略的“史迪威生平年表”,此版本在编后记中明确指出是依据骆伯鸿译本为底本而编定,故除个别词句以外,确与骆伯鸿版无异。
除骆伯鸿版《史迪威日记》外,瞿同祖编译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第二辑·史迪威资料》中也有对《史迪威文件》的部分节译,由于该书的资料来源除了《史迪威文件》以外,还有《史迪威在华使命》、《史迪威指挥权问题》和《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三书,对《史迪威文件》的选取有限,且该书在编印凡例中写明,“《丛稿》不对外展览借阅,所登文稿,不要转载和引用”。《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编印凡例》,约瑟夫·W.史迪威:《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第二辑·史迪威资料》,卷首。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条限制的效应性也得到了解除,但却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此编译本在研究中应有的学术影响。
《史迪威文件》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完整中文译本,直到1992年才出现,以黄加林为首的译者们沿用了骆伯鸿对《史迪威文件》的冠名习惯,称之为《史迪威日记》,除了省去白修德为每一章节所起的标题、删去《史迪威文件》原有的照片以外,黄加林版《史迪威日记》完整翻译了《史迪威文件》全本,并对白修德所做脚注逐一翻译,为中国国内学界研究“史迪威事件”等相关历史问题提供了极大之便利。
2014年,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史迪威日记(1941.12—1944.10)》(完整版),该版本除了添加了一些照片以外,还为《史迪威文件》中出现的、白修德未注释的人名与事件进行了一些注释,有些译者注释还以知识框的形式有别于正文出现。但这些并不能提升该版本的学术价值,因为该版本不仅漏注了部分原著中白修德的脚注,还出现将白修德脚注内容注于文中作为译者注释的情况,而且,译者在出版说明中只提及骆伯鸿版《史迪威日记》,却不提及黄加林版《史迪威日记》,并冠以新译者之名。但是,从一些细节上仍然可以看出,该版本实际是以黄加林版《史迪威日记》为底本,只在部分词句上有一些改动,故而不能草率地将此译本视为《史迪威文件》的另一个新的中译本。
除了美国印行的三个版本的《史迪威文件》英文版以外,北京的外文出版社也于2003年将英文版《史迪威文件》全书引进出版,为读者获得《史迪威文件》原版提供了多一种渠道。